赣北游击队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在赣北的革命基础，这支队伍坚持转战于九江、德安、瑞昌、星子等县的边区和南浔铁路沿线。在1930年下半年，这支队伍前往湖北省阳新县，成为后来红15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刘为泗与其爱人徐木秀也一同前去，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武装训练，并且学习了新的革命理论知识。

1932年11月，刘为泗奉中共鄂东南道委特派，返回赣北挺进敌区，开展游击战争，控制南浔铁路，恢复根据地工作。同来赣北的有田文灼、陈立顺、钱少卿、刘昌凤、李子溪等。刘为泗受命为中共赣北区（工）委书记兼指导员，因此，在部队时，有的同志喊他刘书记，有的同志称呼他刘指导员。在1933年7月，根据湘鄂赣省委、省军区指挥部指示，赣北红军游击队与河南警卫师合编为赣北游击师，1934年1月，赣北红军游击师在阳新遭国民党军队伏击，损失极大，于同年3月，中共赣北工委将赣北游击师剩下的队员编为赣北红军游击队。刘为泗同志出任队长，喻照光同志任政委。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赣北游击队由于久居深山，开始并不理解这一政策，直至1938年3月，赣北工委才贯彻党中央抗日主张，在九江张家山召开工委扩大会，参加人员有工委委员及各地党员20余人，会议决定：积极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大力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活动区域内，号召每一个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生存，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救国救民，共同抗日。发动群众积极做好抗日的各项工作，巩固和扩大赣北游击队组织。同年8月，日寇进犯九江时，刘为泗与田文灼等决定，一旦九江沦陷，即深入日寇后方，与敌人作长期斗争，夺取最后的抗日胜利。黄老门、马回岭沦陷后，赣北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四处轰动，很多老百姓积极要求报名参加赣北游击队，投身抗日斗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赣北游击队由原来的100余人迅速扩展到300余人，在这种民众抗日高涨的情形下，刘为泗等决定在张家山将赣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刘为泗出任中共赣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军事部长，田文灼任组织部长，钱少卿任经济部长，陈鸿水任少共书记，辛忠荩任宣传部长，张发荣任少共组织委员，陈立顺出任大队长（王全兴也曾任过大队长），黄克银任副大队长，李顺希任政委，颜玉宗任副官，徐增梅任医务所长，下设3个中队和一个传令排。新增队员的枪支子弹有的是从日寇手中夺来的，有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与日寇作战时丢弃的，由当地群众捡到自动交到游击大队的，长枪短枪达到了300支左右，从而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这支队伍在湘鄂赣抗日斗争中的影响，他们与日寇经常作战于九江、德安、瑞昌等地公路与当地的山区地带。

1938年10月，赣北抗日游击大队在山湾的一个隘口高地阻击日寇先头骑兵队，击毙日寇士兵30余人，还活捉3人，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这次战斗后，赣北游击大队武器装备充实了许多，一共有长枪300余支，短枪30余支，重机枪两挺，轻机枪13挺，小钢炮4门。同年12月，日寇围攻庐山，刘为泗、田文灼本着一致抗日的精神，为牵制日寇围攻庐山，决定由田文灼、张发荣率领10多名游击队员夜袭庐山脚下康家坡的日寇，造成驻扎在黄老门、马回岭的日军极大的恐慌，不敢随便进犯庐山，而康家坡的日寇好长时间也不敢驻扎康家坡。1939年1月，日寇秋本师团向永修山下渡那边增援，刘为泗获知这一军情后，率领部队沿九江、德安、瑞昌公路袭击敌人，采取游击战术，在岷山朱村、黄家垴等地，利用优势地形，狠狠地袭击了日寇，从而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南下增援活动。

1939年2月24日，赣北抗日游击大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天，国民党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司令兼江西保安团18团司令钟石磐，以商讨联合出击驻扎在余家河、马回岭的日寇的名义，指派大队长童昌辉带领12名全副武装的军官到赣北工委驻地洼里陈参加联席会议，以刘为泗为首的赣北工委领导以联合抗日为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当大家围在桌子边上察看地图时，童昌辉发出信号，他的部下向刘为泗、田文灼背上各开一枪，随即又对准刘为泗前胸连开四枪，致使刘为泗、田文灼当场身亡，赣北工委其他领导全都被捕。与此同时，事先埋伏在赣北抗日游击大队三个中队驻地附近丛林中的保安团三个大队也动手进行了快速围攻，由于游击大队刚刚经历株岭战斗，国民党又派人来商谈联合抗日事宜，赣北工委从上到下都没有充分识别国民党此次谈判的真实意图，放松了警惕，正在休整，从而很快被国民党的三个大队全线围击，除了大队政委李顺希在外执行任务逃过一劫，绝大多数队员悉数被捕，中队以上领导全部被杀害。就这样，由于赣北工委从上到下的麻痹大意，轻信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谎言，让国民党的阴谋得呈，使这支活跃在赣北前后长达十余年的赣北游击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惨痛的教训让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当时革命斗争的环境是相当复杂的，革命斗争时刻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幸存的极少数革命同志或南下或北上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