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说：废墟是文明的碎片。走近废墟，你可以得到一种启示，一种感悟，可以寻觅到一部历史的残章断句。

庐山东麓、鄱阳湖畔的姑塘就是这样一处散落着历史残章断句的废墟，可惜很少有人知晓。十二集电视系列片《庐山》没有提到她，那些导游手册的作者们也不知道它，更不用说来庐山旅游行色匆匆的游人了。

即使姑塘附近的人，如果年岁在50岁以下，恐怕也不知道姑塘曾是闻名一时的闹市。当庐山南北的南康府与九江府所属的县治居民都不过数千时，这里就商号林立，人口逾万了。20世纪初叶，这儿被称为“姑塘市”，30年代的庐山导游图上，姑塘市赫然映入眼目。今天它的正式名称是九江市庐山区周岭乡姑塘村，除了乡里的干部，很少有外人光顾。

姑塘离九江市中心不过几十里，由于交通不便，一直到去年，我才有机会初上姑塘。这么晚与它相见，使我对姑塘不免有几分抱愧。姑塘像一座半岛，姑塘村紧挨着半岛西南边缘，令人纳闷地空出一大片荒地来。我去的时候，正是农历十月，秋风萧杀，落叶飘飞，眼前斜阳古柳，一族村舍，三两渔舟，伴着寂寞的涛声，让人感到这儿是真正的穷乡僻壤。

绕过小村，向前走去，远远望见几幢高大的西式洋楼。它们远离村舍，在这空寞的半岛上，显得那么孤寂、离群，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尽管洋楼院墙坍塌，弹痕斑驳，但仍然可见当年的气派。墙上“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告诉我们，这是昔日的姑塘海关。海关后是一座名为炮台山的山岭，岭上古炮台遗址犹存。炮台山背依庐山，面临大湖，葫芦状的鄱阳湖在这里形成一个数十里长的细颈长瓶。站在古炮台上俯瞰，大孤山近在眼前，风帆浪舸、飞鸟苍烟一览无余，湖上一切无不在大炮射程之内，姑塘关如一把控扼要津的锁钥，恰到好处地立在这里，实在是一处建关设卡的好地方。

半岛尽头有一座灯塔，显然是后来重建的。从海关通往灯塔的路上，遍地是厚厚的残陶、断砖、碎瓦。我小心翼翼地想寻找一条没有这些历史碎片的道路，但办不到。走到这瓦砾覆盖的土地上，姑塘市昔日喧嚣的市声、蓬勃的生命与旖旎的风情，一齐化作脚下咔咔作响的瓦砾声。我顿时消融了刚才的纳闷：为何废墟上建起的姑塘小村偏离原来的市区那么远？它龟缩在紧挨大陆的西南一隅，村舍一律背对着旧海关的方向，闹市成废墟，姑塘多悲风。每当潇潇雨后，日暮黄昏，嗖嗖湖风翻阅姑塘旧史飒飒作响，伴着这书册翻动的飒飒声，废墟中一定会传来呻吟与鬼哭！小村人大概不忍听、不愿听这撕肝裂肺的历史悲声，所建房时一律背对着姑塘旧市。

二

姑塘市兴于1723年，亡于1938年，真可谓“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然而它的兴亡史，既是鄱阳湖内河航运断代史中的一页，又是近代我们民族的耻辱与苦难史的一斑。在近代铁路和海运开通之前，鄱阳湖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要道。它与北通京都、南下广州的古驿道相连，“商贾运货，行旅往来”，“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到了明、清两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商业的发展，鄱阳湖上更是楼船如织，一片繁忙景象。这样一来，水上货运的税收自然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明景泰元年（1450），明王朝开始在九江设立收税机构——九江钞关。因最初征税收的是纸钞，所以称“钞关”。由于九江距鄱阳湖、长江交汇处40多里，九江钞关所在的位置无法控制由长江下游进出鄱阳湖的船只，因此不得不在江、湖相交的湖口县，也就是苏东坡写过名篇《石钟山记》的地方另设关卡，以防止税款的流失。只是石钟山虽然被历代文人与军事家所青睐，却为船家商贾视为畏途险关。因为那一带没有可供商船泊岸的港口，断岸壁立，风急浪高，船只无处下锚。过关缴税时，船只只能停泊在湖中等候排队，每遇大风，常常发生舟覆人亡的悲剧，故船家称湖口关为“天下最险之关”。大水时节，水面宽阔，钞关无法监视广阔的湖面，进出船只自然有机会逃税……这就是令明朝廷感到头痛的“遗算于湖口”。一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到了清朝，顺治、康熙两代对此也别无良策，只是在雍正元年（1723），江西巡抚裴度看中了星子、德化（今九江县）两县交界处的姑塘，提出在此设立分关，专门征收江西内河与长江下游来往商船的税收，这才解决了这一拖了200多年的历史难题。姑塘不但是理想的税关，而且去九江的商客可以从这里陆路直插九江，不必经湖口弯90里水路。从此，这座荒凉的半岛，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姑塘成了水、陆交通要道，“商贸活动必经之集镇”。上下的船只在此落帆上岸，过关纳税。景德镇的瓷器，赣抚平原的大米，修水、婺源的名茶，万载的夏布……都是经姑塘集散，使“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的九江如虎添翼。姑塘招商纳贾，车盖楼船应接不暇，于是这里有了茶楼酒肆，有了歌寮妓院，有了茶行、米行、瓷行、货栈、客栈、码头、会馆、驿站……那时，人们都称姑塘为“大姑塘”，一个“大”字显示了姑塘关非同寻常的分量。驿站的驿官本是微不足道的小吏，可庐山“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寺，却是姑塘驿官魏兴林“独出巨款”修复的。小小的驿官能成为巨富，可见姑塘驿和它所在的大姑塘，经济丰厚不可等闲视之。

不过，此间姑塘的繁华还未达到顶峰，姑塘繁华的升级是在鸦片战争后，英、法侵略者染指九江开始的。

三

在今天的世界上，贩毒是个人皆可得而诛之的行当。可是在19世纪，英国、法国却用大炮开道，把千万吨鸦片倾销中国，强迫中国人吸毒，并由此挑起了鸦片战争。今天所谓“世界级毒枭”，比起当年因贩毒而暴富的英、美、法等国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实在微不足道。

英、法于1856年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年的战争中，英、法联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约中，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洋人的洋船、洋货、鸦片从此可以在中国内地横行无忌。只是因为九江当时还在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手中，英、法侵略者无法及时进驻九江。1861年，太平军将士退出九江，英国的舰船这才驶近九江并在这里建立租界。此时，一位名叫赫德的英国人也来到九江。我们不应忘记这个赫德，此人把持中国海关40多年。赫德九江之行的目的，就是胁迫清政府成立九江海关，代替原来的九江钞关。九江海关实施税务司制度，赫德就是中国海关的总头目——总税务司。税务司控制着海关的行政与经济大权，海关的高级职务全由英、法、俄、美、日等国的洋人霸占，中国人只能充当低级员工，如书办、水手、伙夫、更夫之类。华人最高工资不过月薪百余两，低者仅二两，而洋员则达八九百两。

九江英租界的建立与九江海关的开关收税，标志着西方经济与文化对江西大规模入侵的开始，洋人的胃口绝不只是一座九江城。不久，上面提到的那位赫德便把目光投向了姑塘关，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人李德立则看中了庐山。李德立来华的身份是传教士，可是他却在庐山做起房地产生意来。

近年来，庐山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热度，引起人们的注意。研究庐山文化自然会涉及近代西方文化的入侵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可惜，一谈及此事，人们便只看到幽雅恬静的庐山别墅，看到了建别墅的李德立，甚至为李德立叫好。在这里，我不得不为李德立稍费一点笔墨。

1887年，23岁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庐山下建别墅的图谋屡遭失败，只好把目光投向山上。他由中国传教士戴某带路，从庐山西北麓上了庐山。山上之行使他大喜过望，山上牯牛岭一带水流萦绕，林木葱茏，北有崇山屏挡，南向地势开阔、平坦，是十分理想的避暑胜地。下山之后，他通过戴某找到九江县举人万和赓，万利令智昏，竟以100多元的价格，将山上4600多亩土地租给了李德立。为保险起见，熟知中国官场腐败的李德立，又以200元左右的银器贿赂九江府同知兼洋务局委员的盛富怀……九江县衙门的官员原以为李德立是姓李名德立的中国人，听万和赓一谈，立即同意。可是当李德立来正式签订契约时，他们这才发现情况不对，当即断然拒绝。李德立此时露出无赖嘴脸，表示坚决不依。他一方面通过英国使馆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擅自在庐山牯牛岭修路建房，同时将这片土地划地分号，取名“Kuling”（清凉之处）在上海汉口等地登报出售，数年后即暴富。李德立的横行激怒了庐山上下的民众与乡绅，他们纷纷出面阻拦，放火焚烧建屋的工棚，李德立刚刚建起的别墅也被他们付之一炬……事态惊动了省城，九江府同知盛富怀畏罪自杀，万和赓、戴某下狱。当时正值中日交战，清政府穷于应付战争，但也不敢得罪英国，所以李德立这场官司迟迟未决。

其实，西方文化与经济对江西的入侵，首先是从九江开始的。在中国每一次奇耻大辱之后，洋人们对九江的侵略便进一步加深。圆明园1860年被焚，继而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浔阳古城出现了英租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第二年，拖了9年的“李德立盗租牯牛岭案”结案，李德立胜诉，以12千文的“租金”租下了庐山数千亩土地，租期999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第二年《辛丑条约》签订，不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把爪子伸向了姑塘，提出要将姑塘关划归九江海关管辖。

本来，九江海关经济权的丧失对江西财政就是当头一棒。现在，赫德之流又向姑塘伸出了魔掌，无异于欲置江西财政于死地。这一要求自然遭到江西当局的反对，江西巡抚李兴锐上书清政府外务部驳斥赫德一伙的强盗逻辑。清外务部开初也同意江西当局的意见，但经不住赫德施压，怯懦的清政府很快就妥协了。庚子之役，连偌大的北京城也保不了，哪顾得上这小小的姑塘关？争吵的结果，清政府只好迫使江西当局让步，拱手交出了姑塘关。

欲望得到满足之后，赫德一伙把持的总税务司使署致函清外务部，骄横与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前数日不肯交接的姑塘关，如今交出来了。自系贵部指示之效，实可免外人指摘，而税务司必能通融办理。”这真是一段奇文妙语：抢了别人的东西，却逼迫别人承认这东西原本就不是自己的，然后假惺惺地表示：到时候可以给你一点点好处费——“通融办理”。

就这样，姑塘成了洋人的海关，大孤山旁、匡庐山下的半岛上出现了西式洋楼。海关后炮台山上的大炮神气十足地监视着鄱阳湖北部狭长的水域，滚滚白银流入了洋人把持的姑塘海关，绝大部分被当做清政府对侵略者的赔偿。这时节，强占了牯牛岭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正在庐山大兴土木营造别墅群。从姑塘经高垄至小天池的登山小道被拓宽，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沿着这条道路源源不断地被黄皮肤的中国脚力送上庐山。姑塘市的外国商人、传教士、海关洋员每年都要循着这条山道，让中国轿夫抬上抬下，去庐山别墅休假和避暑……姑塘港口桅樯林立，店铺鳞次栉比，鸦片烟馆云缭雾绕。洋船的汽笛，纤夫的号子，南来北往的旅人，上水下水的客商，登岸酗酒嫖妓的外轮水手，由此登山旅游的游客，中国的会馆、行帮，佛家的寺庙，洋人的教堂……这种种人与交汇和杂居于一处，使姑塘成为十分奇特的闹市，远近闻名。全盛期其商号数百家，人口逾2万，成了第二个九江……20世纪20年代，陈毅也到过姑塘，那是1927年8月4日，为加入“八一”起义的队伍，陈毅随武汉教导团赶到九江，但火车已不通，他便带着特务连连长肖劲光步行到姑塘，乘小火轮去南昌追赶起义部队。

四

很遗憾，在姑塘兴亡史的断章残篇中我没有找到有关它的诗文与图片，哪怕是片言只字或半帧照片。

本来，有青楼妓院的地方，就该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哀怨；有洋人颐指气使的地方，就会有“愁去吹箫，狂来舞剑”的志士；有码头肆的地方，就该有行吟山水的骚人与文采斐然的游记，更何况湖光山色交辉的姑塘前有碧波苍茫的鄱阳湖，后有“奇秀甲天下山”的匡庐。可是，今天我却只能从枯燥的、布满灰尘的海关档案中去寻觅姑塘旧市的经济网络，无法在士子们的诗文中领略他的都市流韵与文化经纬，更不能从帧帧旧照中去一睹它昔日的音容笑貌了。这自然给庐山文化研究留下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空白与遗憾。

清王朝灭亡18年以后，中国政府才收回了九江与姑塘海关的控制权。可1929年和1930年的“海关档案”告诉我：这两年海关的“一把手”仍然是洋人——日本人江忠原和比利时人贾德。直到1931年全国常关（海关）撤销，姑塘海关的洋员们这才作鸟兽散。海关撤销后的姑塘市仍然是重要的水陆通道与货物聚散地，笙歌达旦，繁华如昔。只是，它不知道，此时离它生命的尽头已经不远了，等待它的是侵华日军的炮声。

人之将死，凄凉之雾笼罩着他和他的亲人；一座城市将死，其悲壮之气，一定如天风海雨，震撼山岳！

在近代史上，列强们在百余年中宰割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他们对中国的每一次肢解、瓜分与掠夺，都少不了日本。九江海关1876—1930年历任最高职员——税务司中，有三位是东方的洋人日本人。

1938年7月23日早晨，一场夏夜的暴风雨刚过，日军海军陆战队波田支队便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从姑塘抢滩登陆，企图迂回包围九江。中国守军190师与入侵者展开了激战，无数次将号称“台湾虎”的波田支队赶下湖滩，迫使他们弃尸而逃，污血染脏了清澈的湖水。血战两昼夜后，7月25日中午，我装备简陋的守军不得不撤退，姑塘升起了日本的膏药旗，但它已成了一片废墟。昔日的闹市连同她的繁华，她的舞榭歌台和千种风情，一齐在日本人的炮火中化为硝烟与瓦砾。也许由于日本人曾任过姑塘海关的税务司，日军的炮火夷平了姑塘市的所有建筑，唯独留下了这座米黄色的海关大楼。

从此，显赫一时的姑塘市从地图上消失了，消失得那么彻底。时至今日，只剩下山上古炮台的遗址和山下残破的海关洋楼，衰草萋萋，断壁残垣，乡下人把它当成堆放柴草的柴房，使姑塘小村的柴房显得特别奢侈。

我站在废墟间，落日给死去的姑塘旧市抹上一层血红，残破的海关大楼仿佛是它的墓碑。秋风萧萧，湖波生寒，面对空旷的湖滩和苍莽的湖水，我百感交集。作为城市，姑塘消亡得太仓促，像一位夭折的少年，没有遗像，没有留言，没有与任何亲人诀别，寒湖孤冢，哀婉凄清。“人世几回伤往事”，岁月一流就是半个多世纪，却不见有人来姑塘凭吊、探访。人们很快就忘却了姑塘，忘却了它曾有过的迷人的生命与绚丽的色彩。而与之近在咫尺的庐山、九江，每日里依然游人如织，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人感慨不已。

无人问津的姑塘市是痛苦的，它把锥心的痛苦化作凄厉的湖风与呼啸的涛声，日夜在姑塘废墟上空回响……沉沉暮霭中我忽然发现滩头灯塔旁有座极不起眼的小庙，一位女尼正从庙里走出来。我的心不禁颤抖了：佛家总是善于抚慰世间的仇恨与忧伤，是谁为夭亡的姑塘市请来了超度亡灵的佛门子弟？

我想，姑塘是不该遗忘的。炮台山下的姑塘废墟不仅是爱国主义的大课堂，还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民族沧桑。人们应该去一趟姑塘，踏着旧市的残砖碎瓦，看一看姑塘海关，再登上古炮台纵目，面对鄱阳湖苍凉的涛声，你会感到一种悲壮。我希望更多的人去看一看姑塘，但又不愿它成为游人瞩目的旅游点，不希望这儿有拔地而起的宾馆，有小贩的吆喝，旅游车的嘈杂声……我害怕姑塘废墟的悲剧美与深沉的历史感会在这世俗的浮躁、浅薄、粗鄙中冲淡、消失。

【作者简介】

景玉川，出生江西星子，二级作家，著有散文集《秋色入湖山》、《青史觅河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