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矶寺在九江庐山区新港镇境内，距新港镇约三四华里。该寺始建于宋代，后屡毁屡建，现今隐于四环青山之间，实乃久历沧桑而幸存。

近游江矶寺，见一碑刻靠在寺内墙边，显然是新近刻成，尚未镶于壁。该碑碑文所述系南宋朱熹憩游江矶寺事，文曰："据考《康熙?庐山志》，宋大定年间，朱熹率属僚数人，游玉渊、秀峰、入康王谷……历十日，最后在江矶寺设宴作别，兼作诗。"朱熹在江矶寺所作诗曰："明神江矶寺，樽酒聊对设，孰云十日游，遽成千里别。英僚树嘉政，素友励孤节，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名贤题咏，字字珠玉，这是朱熹送给江矶寺的一件珍贵的礼物。

我揣度，此碑刻可能是现居该寺的寺僧为点缀江矶寺而特意制作的一件文品，这本是一件好事，名贤留迹题咏，对提高该寺声誉很有助益。此举表明了寺僧的良苦用心。

然而该碑文中的"宋大定年间"实为一重大讹误，因为朱熹在世时，其时大宋国没有"大定"年号，且有宋一代也无"大定"年号。朱熹有游历江矶寺且留下诗作之雅事，但因为这一重大讹误，就会使人怀疑朱熹游历江矶寺的真实性，因此应予纠正。

我认为朱熹游江矶寺应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事，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基于对朱熹生平履历的考查形成的一个认识。

朱熹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享年71岁；一生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帝；经历了高宗朝建炎、绍兴，孝宗朝隆兴、乾道、淳熙，光宗朝绍熙，宁宗朝庆元共七个年号的纪年。考朱熹生平主要经历，他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中举，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进士第，随后便被朝廷派往福建泉州，任同安县主簿。初入仕途，因主张抗金，与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图不一致，终被免官。此后便在福建崇安长期从事教书和治学，其主要学术思想在期间形成。宋孝宗赵眘继位，曾一度提出抗金，他又上书言抗金策，受到孝宗皇帝的召见；于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受诏命出任南康知军（今星子），在任两年一个月，于淳熙八年（1181年）四月离任。在南康任职期间，上书孝宗要求重修白鹿洞书院，获准。自南康离任后，暂去福建崇安小住，不久朝廷便派他为江东转运使，后又派任为潭州知州（今长沙）。此时朱熹在学界已是名声赫赫。为一代宗师，朝廷又调他返京，出任秘阁修纂。这些正史都有载述，象对庐山山麓作十日小游这样的事，正史当然不会记载，这类事只能依托方志，故《庐山志》有"朱熹率属僚数人，游玉渊……最后在江矶寺设宴作别，兼作诗"之载述。

朱熹游庐山山麓并到江矶寺，我认为应是他出任南康知军期间的事。因为来南康之前，他在同安任事和崇安教书，以及在建阳（也在福建）讲学，几乎没有功夫来到以庐山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而离南康之后，他又被朝廷派任他事，无暇来庐山。只有当他在南康任职之时，才最为方便对庐山周边作短暂的小游；而最大的可能是他离任南康知军一职，抓住去崇安之前这个短暂的机会，完成这次历游。这在情节上既符合《庐山志》"最后在江矶寺设宴作别"的说法，同时与朱熹自己在诗中所云"遽成千里别"句也是一致的。在常理上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朱熹在南康任满，离任时率旧部僚属沿庐山山麓周游，最后在江矶寺设宴话别，他便去了崇安。这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一种推测，（我非历史或考证专业工作者，只能依据读书所得加以分析、推理，故只是推测。）如果能被认同，则朱熹到江矶寺应是淳熙八年（1181年）四月或五月的事。

至于"大定"，也是一个年号，它是当时与南宋朝对峙的占领了北方地区的金国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其时为1161年至1189年之间，它的适用范围是金国统治区。当时的大宋国偏居江南一隅，绝不使用"大定"年号。

当金国处于大定年间，其时南宋与之对应的纪年有：1161-1162为绍兴纪年，1163-1164为隆兴纪年，1165-1173为乾道纪年，1174-1189为淳熙纪年。对照当时南北两地同时并行的年号，宋淳熙六年即金大定十九年，宋淳熙八年即金大定二十一年。现江矶寺碑刻"大定年间"正好是朱熹在南康任职的淳熙年间。（这点正好与我所提的"淳熙年间事"相吻合。）故碑刻所言，也许在时间的所指上没有错误，但是它在史料的运用和表达上是站不住脚的。不管怎样，述朱熹事，用金国年号是非常不妥的，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

朱熹游江矶的准确时间，有待方家考实，我在这里大放厥词实为班门耍斧。我想，对于一个爱读书兼爱思考的人来说，即使出现错误，方家应是不会给予讥笑的。叔本华说："不加判断便相信别人的结论是迷信。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但错误比迷信好。"这就给了我写此短文的勇气。于是我想再放一次厥词，我认为江矶寺的那块碑刻，应将"大定"改为"淳熙"，哪怕言"淳熙"或许亦不准确，那也比"大定"的好，因为让人抢眼钻不了空子。

                                 ——《寻庐文化报》2008.10期